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孔爱玲（右一）和同事在深圳市统计局门口。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深圳晚报评论员 梁坚

尽管一些民间舆情总是不相信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但中国的统计从总体而言，却并不容易失真。因为特殊的经济结构，让不少国企希望在统计上虚高上报，但民企出于税收的问题，则往往不愿多报。数据中和往往使失真的区间并不那么明显。

也许统计永远无法百分之百精确，不过现代统计的数据的精确性至少目前无可替代。因此，统计也将为政治经济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影响人口决策、经济分析等等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深圳统计历经多年发展，在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其统计的各项数据在成为深圳科学发展的重要信息指标和参照系的同时，也成为深圳快速发展的历史佐证。未来我们仍要借助统计，为深圳发展量身定制决策与方案。

深圳晚报9月17日三个版面报道深圳侨媛会会长孔爱玲“深圳口述史”的精彩内容

作为深圳第一代统计工作者，我参与了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的筹备和组建工作，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统计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办公方式从一手按计算器、一手打算盘、左手掀蜡纸、右手拿油印刷子，过渡到全部用现代化手段。我们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当好了参谋，而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锤炼和成长。

踏上建设特区新长征路

在来深圳以前，组织上安排我回父亲身边工作，方便照顾老父亲。我父亲是1924年入党的老干部，也是时任老红军党总支书记，住在广东省老红军聚居点之一的肇庆市七星岩湖畔的老红军新村。当时我在肇庆地区科委从事地震监测及数据分析等技术工作，1978年结婚并有了孩子后，并不想改变安逸的生活状态。

1982年6月，我丈夫随领导到深圳参加全省工作会议，回来后他告诉我：“深圳就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到处都在搞建设。加上有中央给政策和毗邻港澳的优势，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而且各行各业都在搞改革，我们可以去那边闯荡一下。”

我心动了，专门跟丈夫来深圳考察，果然听到处处都是机器轰鸣声，看到到处都是脚手架，还看到了国贸大厦创造的“三天一层楼”的建设奇迹。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深深吸引了我。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田，深圳是年轻有活力的城市，很适合做事业。

从深圳回家后，我们彻夜难眠，商讨着如何做战略大转移的计划。考虑到孩子还小，而我是为了照顾父亲才回的肇庆，现在离开不合适，所以决定由丈夫先去。打定主意后，我们就先征求父亲的意见。

我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他说：“过去党和国家建设中产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鼓舞了很多仁人志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你们老说没有机遇参加长征，现在建设特区就是一次新的长征，并且特区就是一个大熔炉，我提醒你们不要贪图安逸，只有到艰苦的环境去拼搏才能炼成好金属。我了解过，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没错！你们去吧！”就这样，我们怀着到深圳参加“新长征”的坚定信念，揣着努力创业的梦想，踏上了深圳这方热土。

统计战线的“双枪老太婆”

1983年初，我丈夫先来了深圳，在市政府八大重点工程之一的银湖旅游中心筹备组任办公室主任。在一次探亲时，我巧遇市里一位管干部的领导到银湖视察。闲谈中他告知我，深圳百废待兴，人才尤其缺乏，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只占了21%。当他知道我是学数理统计专业的工程师时，当即表示：“深圳正在筹备成立统计局，需要你这专业人才，你就到深圳来吧。”

很快，我就正式调来深圳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工作，安排筹建市统计局、市信息中心两机构。当时，市统计局临时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大楼二楼的两个大会议室。信息中心设在同心路原特区报社副楼二楼，用纸剪了几个字贴在窗上就算招牌了。

1984年6月，詹兰芳被任命为深圳第一任统计局局长以后，深圳市统计局就从原来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独立出来了（当时市计委、计划、统计、信息、物价等部门的管理机构合署办公）。独立办公后，我们只有12个人，要负责全市的国民经济统计、工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客货运量（包括海、陆、空）及邮电业务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外商投资额、地方财政收支、金融信贷、市政公用设施、各类文化卫生教育、人口、劳动、劳资、民生等统计，还有各类指数计算及全国全省的多种普查和抽样调查项目，工作量极大，每人都要独立承担3项以上的任务。

初创业时的艰辛，恐怕现在很多人都无法想象。当时统计局最好的设备就是3个小计算器（仅有1个能计算十位数），还有10多个木制珠算盘。那时一个很常见的情景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手按着计算器，一手“啪啪啪”打着算盘。那时候，综合报表、统计分析和统计公告等都是靠手工抄写，然后用土办法刻蜡纸：先用大头针把蜡纸固定在桌面上，将油墨涂在蜡纸上，再用木头夹住胶片一张一张刮印。有时应急，还得将调查数据手工抄写成印刷字样，用复写纸解决复印问题。忙的时候，一天抄写上万字都不稀奇，常常写得手都麻木了。我们就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准确及时地处理了大量数据，为早期深圳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大纲及领导决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参考。

由于统计局办公室设在市府二楼最东最西两边，时任市委书记偶尔会过来看望我们。他非常关心统计工作，最常问的就是深圳经济的现状、民生。看到我们都是一边按计算器，一边打算盘，他开玩笑说：“你们好厉害！像‘双枪老太婆’，现在政府搞规划搞调查都需要你们支持，现在还不宽裕，你们先克服一下困难，以后一定给你们买好点的设备。”他还要求我们多学西方统计体系的知识，用东西方的不同方式方法算出两套统计指标值进行比较，在理念和思维上大胆创新，使深圳的长远《规划大纲》能具有中国特色，又能适应国际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一家一户上门采集数据

在统计局工作半年后，我就受命筹建深圳市城市抽样调查队，开展一次性大样本抽样调查。主要根据深圳的60万人口，按比例抽取2万样本上户调查，了解其消费结构和家庭户、单身户、集体户各占多少，目的是组织全市民生调查大网络。

这次活动，从宣传发动、人员培训、抽样选点、材料汇总、上户调查、数据处理、撰写调查报告和统计分析等诸多环节，我们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棘手的就是居民家庭的基本情况调查和收支数据的采集。当时许多街道住宅还没编门牌号码，给调查造成极大不便。

我每天顶着炎炎烈日，来回穿梭在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街道办、建筑工地之间，进行抽样调查。大到汽车家电、家人情况，小到房租水电、柴米油盐都要仔细记录。由于住户白天上班，我只能晚上去登记。为了抢时间，有时一个晚上要爬几百层楼梯，碰上下雨天，回家就像“落汤鸡”了。

当时最怕的就是不被人理解，有时调查户不给开门；有时碰上夫妻吵架、婆媳不和，我们还得当“出气筒”。有一次我敲开门，突然冲出来一只狗，咬住我的裤子不放，把我吓坏了……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千方百计提前完成了任务，为以后经常性抽样调查奠定了基础，为国家、省、市政府制定社会福利、物价、工资等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有了大样本，我们每年还要从中抽取600户进行经常性抽样调查，每月要发给每个家庭一个“居民家庭记账本”，让居民每天记录收支。上至高档耐用消费品，下至买菜买米，买了多少斤，花了多少钱……这样便于我们了解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用做物价调查的权数。还可统计其家庭用于吃的费用，来计算恩格尔系数。通过这个系数，我们可将深圳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全国、全世界的标准进行比较。同时，我们还在8个农贸市场、300多个商场对3000多种肉、禽、蛋、菜、米、油及八大类衣食住行等消费进行现场采价调查，编制物价指数，搭建统计调查咨询服务平台。

当前，调查队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住户调查和物价调查网络，建立了涵盖深圳2600多家企业、集团、服务业、中小企业和70000户住户、600多家社团、200多家行业协会的一个社情民意调查网络。

调查队的工作引起了来深圳考察的联合国社会经济调查专家巴苏教授的极大关注。他亲眼目睹我们与调查户融洽相处的情景后说：“政府每月仅给调查户10元钱的报酬，他们连打麻将赢的和买葱的钱都记上账，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事，只有中国才能办到。” 后来巴苏教授回国后，写了一篇跟我一起调查的报道，文中，他说：“中国居民的调查数据都是逐家逐户走访采集的，老百姓非常配合，实在不容易。”

的确，我们白天上班，晚上调查，没有加班费，风里来，雨里去，走街串巷搞调查，真的很辛苦。当时我的孩子还小，每次加完班去接孩子的时候，幼儿园都是只剩下孩子一个人在那儿哭。后来我就和老师商量：“我特别忙，不能按时接孩子，还老是耽误你下班，要不你先把我孩子带回家，我晚上去你家里接回来？”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挺内疚的，一是感觉对不起家人，二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工程师，天天骑着单车到处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当我们回来，看到收集到那么多信息，把任务完成得很好，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后来，我们把两万个调查样本信息全部整理好，还提出分析意见。当时，深圳是在全省第一个完成任务的，还被拿到省里作为经验交流。为了把抽样调查做得更准确，更能反映实情，我还做了一个《家庭调查样本轮换改革方案》，获得全国统计论文二等奖，并在全国推广。

深圳经验引国际专家点赞

2000年11月，深圳承办了第22届国际城市和地区统计科研会，这是该项重要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主办。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原因，要追溯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50届世界统计大会上。在这个会议上，我就深圳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发言，引起了大会主持人——一个欧盟的统计协会会长（德国的统计专家）的注意。他向我了解深圳和深圳的统计情况。我回答后，就邀请他到深圳来考察。后来，他带领国际统计协会大会筹备组成员国单位的代表专程来了深圳一趟。

这趟深圳之行让他们非常惊讶，“没想到深圳经济特区这么发达，统计工作做得这么好。再加上良好的环境，深圳具备了召开国际会议的条件，你们可以申办下一届国际城市和地区统计科研会。”

于是，我就向局长和分管市领导汇报了。市领导表示，深圳正需要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申办这样一场国际性的会议正当其时。于是1998年，我去英国参加第21届国际城市和地区统计科研会的时候，时任市长李子彬让我代表他，以深圳市政府的名义正式申办第22届“国际城市和地区统计科研会”。经大会筹备组讨论，我们的申办通过了。

深圳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拨专款支持国际会议在深召开。而我也在此次国际大会上，作为会务负责人和入选论文作者，在主会场宣读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农业人口转移及其对深圳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我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专家们就这个论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争相提问，德国专家更是表现出浓厚兴趣。

当他们了解到深圳在短时间内不仅把流动人口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还利用这一人力资源促进和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十分感慨：“我们德国正受东、西德统一后大量流动人口得不到妥善管理的困扰，你们深圳的办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第4天的会议闭幕式上，按照预定计划，晚会是邀请专业团体表演的，但为了节约，我们决定自导自演节目。除了个别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技和特技表演以外，其他都是自己排练的。大家一起唱歌、跳舞，非常热闹。晚会的最高潮是我们的干部与各国代表跳交谊舞，大家一边歌舞一边交流统计工作体会，现场气氛十分融洽。国际大会主席赞叹：“从来没有哪次会议像深圳这么成功。你们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和统计业务都非常棒！让我们见识到深圳人才集聚、环境优美、政府高效的优势。”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国际统计的专家回忆当年在深圳召开的国际大会时，依然赞叹有加。

在深圳实现人生价值飞跃

来深圳之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很大的飞跃。本来只想换个环境，来深圳寻梦也就是感到交通不便时，梦想买个高档自行车；小孩长大了，就梦想买个好的钢琴；房子太挤了，就梦想能租一套大房子。当年我就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的成绩，是深圳这片热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刚来那几年，真挺难的。因到处泥泞，上班要穿雨鞋，进办公室才换布鞋；下班没准时，经常是啃着硬馒头去调查；住宿是与3户人家合住一套房，连厨房都住人了，大家只能去厕所打水煮饭。

来深圳从事统计工作之后，基本上没有休过假，即使年底，我们也都要加班，把前一年的统计数据赶出来，所以会更忙。

上世纪80年代初，孔爱玲（右一）入户调查。

尤其是春节期间，深圳人都回老家过年，大部分饭店都关门了，农贸市场更是空荡荡的，每天最牵挂的事情就是去市场怎样才能买到菜。有人挑着一笼鸡卖，大家都扑过去“抢”着买，力气小一点就只能抓住鸡毛了。肉、禽、蛋之类就更难看到了。所以，当时春节如不回内地，就只能吃“干货”了。

我们用一个个统计数据直观地记录了过去30年深圳经济的骄人变化，例如1984年~1993年和2004年~2013年这头、尾两个十年的GDP、工业增加值、外贸出口额分别为29%、51%、56%和P13%、14%、17%，数字背后是深圳人至始至终拼搏和努力，使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深圳成了全国各方面的排头兵，我们统计也不例外。既然深圳把我们放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学习、进步、创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因此，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这座城市给了我施展才华的空间和平台，我取得的荣誉与深圳密不可分，我非常感恩深圳！

2009年，孔爱玲在讲解统计数据。

我仍在“新长征”路上，因为有明天，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我仍需要努力，尽量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